这个制度确实涉及面很大，实行起来会很困难。

就前者而言，一场战争是由无数的战斗构成的，必须经由军队从战术层面达成战略目标。这种规范方式的优势在于借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尊崇地位发挥军队的最大战力，同时体现文官治军的宪法价值和制度安排

其中最深刻的，恰恰是国家组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而这正是中国宪法体制构造的深层命题。法院内部主动积极的责任追究，既是弥补公信力、重塑形象的补救措施，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可算作责任兜底后的软着陆，它以自我消化的方式变相排斥了可能更为严厉的外在责任追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审判管理、职业队伍建设等内部问题频繁暴露。因此，即使最后有一方败诉，对他而言，也至少有被公平对待的机会，有获得胜诉的可能。由此，也可理解为什么要坚持审理者裁判，因为只有置于程序之中的审理者才能亲历现场，才能以更具针对性的理性消解情绪。这是审判责任制的政治逻辑，通常被视为问题的根源。

在这一点上，中央部署的任何一点迟疑，在地方落实层面都可能被无限放大。在改革逻辑上，不能错置改革顺序，不能脱离整体逻辑独力前行，更不能在整体改革尚处于推进阶段时就被当作改革先锋。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1) 主动保护。

(3) 因此, 有必要以宪法解释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 细致地剖析在宪法现象的逻辑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宪法规范 (4) 中, 作为重要内容的环境条款本身, 并围绕环境规范以及入宪等背景知识提炼出特定的宪法环境观, 进而以环境观来诠释环境规范, 最终实践于围绕环境规范与环境保护及治理制度的宪法关系。权利、国家义务、国家权力三者的关系是:‘权利的需要决定国家义务并进一步决定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服务于国家义务并进一步服务于公民的权利。(29) 结合现行宪法序言、第9条、第26条和第89条的规定, 具体包含两个方面。既然国家是环境保护的主导者, 从权责一致的要求出发, 自然也是环境保护的第一和主要责任者。

1972年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探讨全球环境问题。既包括直接意义上的规范依据, 如现行宪法序言相关内容以及第9条、第26条、第89条, 也包括间接意义上的规范依据, 如现行宪法第33条、第38条等。

至于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林木, 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我国的生态多样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既是动植物和林木资源大国, 又是动植物和林木资源穷国, 珍贵的动植物和林木资源减少的速度过快, 因此, 有必要在宪法中突出保护, 宪法第26条还专门强调了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规范环境观, 直接体现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其中, 不像法学、法律味不浓是突出问题。具体包括:积极进行环境治理的立法规划, 并对立法不作为及立法懈怠予以克减;消极的环境干预、积极的环境治理、环境基准的设定、环境教育、政府环境治理责任等行政手段应多管齐下;务实提倡环境积极司法, 稳步推进环境专门司法

《义务教育法》第35条第2款规定：学校和教师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而《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教师[2015]5号)列举了如下三项与有偿补课有关的在职教师严重违纪、败坏师德的行为：课堂上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课上不讲课后讲并收取补课费的，以及打击报复不参与有偿补课的学生。最后，从《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规定的教师资格取得条件(《教师法》第10条第2款、《教师资格条例》第6条和第7条)和丧失原因(《教师法》第14条、《教师资格条例》第18条和第19条)来看，未实施有偿补课不是教师资格取得的条件[9]，从事有偿补课亦不是教师资格丧失的原因。五、有偿补课禁令符合明确性要求 所谓明确性或法律规范的明确性，是指法律规范的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公民可以明确无误地理解，国家活动因此具有可预测性{10}106。

也许有人会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第53条第(十四)项的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因此，在上位法的意图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得出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有偿补课禁令的结论。

七、结语 综合前论，基于有偿补课禁令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损害了在职教师的财产权、劳动权和平等权，故此，该禁令欲通过合宪性审查，就必须具备形式合宪性和实质合宪性两类正当化事由。教育市场中买方需求的强烈度决定了有偿补课禁令的有效性及其程度。

但须注意的是，《教师法》与《办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相同的，规范性文件在确定其适用范围时，应结合其规范目的，作出合理的归类。在药店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先将《德国基本法》第12条规定的职业自由分为职业选择自由和职业执行自由，并且认为立法者在每一阶段职业行为的权限范围是不同的，即职业选择是自由的，而职业的执行是可以加以规范的。但是，上述《宪法》条款亦非常明确地指出，教育部除了必须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而且还必须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作出行政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17] 理解可能性是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必须能够为受众所能了解。[10]这从《教师法》第25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和《义务教育法》第31条第2款(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的规定就可看出：如果教师是公务员，那么，《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的上述规定纯属画蛇添足。

如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于2015年5月4日向各市、县(区)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及省属中小学、幼儿园等单位下发了关于征求《教育部关于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意见的通知(便函[2015]154号)。而劳动权的自由权面向就暗含了与《德国基本法》第12条相类似的职业自由的意义。

情节严重或者逾期未改正的，依法给予处分或者解聘。其中，就职业执行自由的限制而言，其适用明显性审查密度，即职业自由限制的合宪性控制只限制在防御规范措施明显违宪，即对职业执行过度地课以负担内。

审阅教育部、省级人大常委会有关有偿补课禁令的规定，虽然各自措辞有异，表述详略不等，对于有偿补课禁令是否禁止英语教师给学生有偿补习英语之外的其他课程、在职教师给非本班学生提供有偿补习、在职教师在异地提供有偿补习等诸如此类的行为有诸多疑问，同时还使用了情节严重之类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但就明确性审查而言，有偿补课禁令在宽松审查基准之下是不可能违反明确性原则的。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和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遵民均认为有偿补课与教师收入不高或教师待遇偏低存在关联。

然如正文所述，结合《公务员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中小学的公办教师并非是公务员。因此，公务员的纪律绝对不可能适用于民办学校的教师。由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展开富有实效性的宪法监督，因此，目前我们只能参考和借鉴违宪审查活动开展较好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与方法。高校法学教师在已经拥有一份工作的前提下，还可依法从事兼职律师工作，这足以说明有偿补课禁令需要有更为强有力的理由来对其涉嫌侵犯在职教师劳动权进行正当化。

{3}203-204 而有偿补课的有偿已经决定了在职教师从事补课行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获得学生家长所支付的报酬或者各种培训机构所支付的薪金。公务员的这项纪律能否适用于在职教师呢？非常显明的是，不能适用。

家长送子女补课一般也不大可能去补习幼儿园老师所擅长的音乐、舞蹈、美术等课程。[7]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在就《规定》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言：《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就学校的办学行为、收费规范及教师的职业道德、岗位职责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偿补课显然与上述要求背道而驰，必须予以禁止。

比例原则一般包含妥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性三项子要求，其各自的具体含义为：妥当性原则系指一个法律(或公权力措施)的手段可达到目的之谓也。个别立法在此——有别于一般的刑法——通常也没有必要。

而如上所论，我国律师法并未禁止高校法学教师从事兼职律师工作。然而在2014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否则，在职教师不遵守违法、违宪的规章制度，是不能受到任何处分或其他不利性法律后果的。所以，规定律师任务与义务之关系的联邦律师法第四十三条第二项概括条款，对名誉法院所行使的处罚而言，乃一充分明确的基础。

然由于有偿补课禁令涉嫌侵犯的是财产权、劳动权之类的经济、社会权利，即使涉嫌平等权，也并未涉及种族、国籍、性别等嫌疑归类，因此，在审查标准的选择上，参考美国的宪法判例和德国的做法，应选择宽松的审查基准如美国式的合理审查基准或德国式的明显性审查密度。必要性原则是指在前妥当性原则已获肯定之后，在所有能够达成立法目的之方式中，必须选择予人民之权利最少侵害的方法。

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能够作为推定依据的首先是第28条第1款有关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规定和第30条第1款教师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的规定。

[6]如江西省教育厅制定出台的《江西省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十项规定》第一项即规定幼儿园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13]《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6条：依法不具有规章制定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参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执行。